收到妮娜的email，說她雖然遲了點，依然沒忘記我，祝我聖誕暨新年快樂。
不好意思的是我，回覆她，要論遲應該是我遲，因為你主動來信，我被動回覆。但我常想起你，希望遠方的你一切都好。
說常想起她，不是客套話。
妮娜曾是我的同學，來自德國。我和她的朋友，兩個德國人加上一個台灣人，用半年的時間訪問當地一家中小型企業，在街頭追著人做問卷，比較產品優劣，市場競爭，三人一組做報告。
常想起她，因為是她教我生吃蘑菇的。討論報告通常耗費整天，在她家或我家，餓的時候有甚麼就混著吃。我拿起橄欖油、黑醋和鹽巴要調沙拉醬，看到妮娜沖了一下蘑菇，甩甩水，切了馬上要吃，問她:
“你不煎一下嗎?”
“蘑菇為什麼要煎?” 她一臉莫名其妙。
我喜歡蘑菇，做沙拉一定會放它，雖然在台灣它的價格不菲。身旁的親友不是很習慣生菇的味道，所以我會稍微用奶油或橄欖油煎炒，鋪在沙拉上。但當我抱著一盆自己吃的時候，只用妮娜的方法。
妮娜有一頭火紅的捲髮，比我高一個頭，她的指甲油多半是糖果色，柑橙橘，檸檬黃，蘋果綠，像個小女孩。講話大喇喇地，笑聲也高亢，跟她說話，我常覺得自己丹田沒力。
我很難忘記跟她一起看Enemy at the gates的那個下午。電影敘述邪惡德軍大舉進攻俄國，俄軍如何奮勇抵抗。我剛開始沒甚麼感覺，因為大家分明是因為要看裘德洛才進戲院的嘛!
但妮娜看到三分之二就開始碎念，才不是這樣，德國人也很辛苦，好萊塢電影就都是一個樣…..
週間的電影院沒甚麼觀眾，理當不會打擾到太多人。但妮娜唸到前幾排的人不僅轉頭，到後來居然站起來往我們這邊說，後面的如果要說話請出去!
如今在電視上這部片重播，我都會想起妮娜。想起那天看完電影之後，我們坐在廣場階梯上啃棍子麵包，她會灑麵包屑給鴿子，中型鳥類總讓我頭皮發麻，我揮手趕她招來的鴿子。
一個德國女孩、一個台灣女孩，用法文交談。妮娜告訴我身為德國人，她如何看二戰和納粹，成長於西德的她對東德的想法，她逝去的祖父，和她從小到大聽過的故事。
那些，跟我從小到大聽到的都不太一樣。
我靜靜地，有些觀點其實滿激烈，甚至私密，我們應該沒那個交情，但我想她是覺得委屈無從申辯，一次倒出來。
認識妮娜，我偶爾會看看她那個角度的人想說什麼。
看”再見列寧”，我們因東西德合併後的荒謬而發笑，輕描淡寫的劇情，呈現其實是一個國家分裂再融合所造成的精神錯亂；”竊聽風暴”中，所有人都在監控下躲藏或滅亡，我懷疑那個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只是電影情節，情感與任務完美切割的訓練，良心何有存在的地位?
”為愛朗讀”裡，當男主角終於再見到他念念不忘的初戀，那個不識字、卻開啟他情竇與慾望的女人，是在法庭裡。女人在集中營執行屠殺命令，接受審判；而他，是個理當覺得女人萬惡不赦的法學院學生。
我為他們感到難堪，但在那樣的環境下，下令殺人和同意心愛的人該死，都只是為了融入群眾並存活。
”偷書賊”裡有一段，是德國女孩為了尋找友人猶太青年被打，而她的養父因傷剛從戰場返家。父女感情深厚，養父從不盲目憎惡猶太人，還因著報恩收留其中一位。開朗的他，一直是女孩的開心果，兩人相聚應是歡樂，爸爸卻對女兒迷惘地說，他不知道這場戰爭、以至於這一切的意義，是甚麼？
女孩回答: “We were just being people. That’s what people do.”
我們只是在做人，人就是會做出這些事。時而美好，時而邪惡。時過之、時不及，中庸又被嫌不積極。
怕人無感，傷害對方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在乎；卻也怕人易感，凡事往心裡去，以致後人傳言，除了政治利益考量，那個留著一撇小鬍子的男人，因為在幼年時期曾厭惡母親的猶太男友，長大之後招集狂熱分子，要滅掉整個族類。
和妮娜十幾年沒見了。有些朋友就像家人，一輩子跟著，好的壞的都共度；有些則是因為距離或個性，程度不同，但總是生命中的一道風景，吃蘑菇時的記憶。
但因為她，對某些事，我多了另一種角度。傾聽人被養成的信念與習慣，人生至此發展出的無奈和偏執，最難的，是除卻國籍背景職業學經歷、這些不斷影響著人卻不全然是人所有的價值，觀察一個人值得我保留或不必再見的本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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